中国工程院院士、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认为,现阶段很多技术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,如果过早地说这个不能用、那个不能用,可能会抑制技术本身的发展。但反过来,如果什么都不管,也不行。
“因此,现在更多还是从道德层面多进行引导。同时,做技术的人,也要尽量把一些可能的风险、抑制工具,即约束风险的工具,尽快想明白。自己也做,同时号召大家做,两者结合。”他说。
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国强教授、首席研究员聂再清认为,我们要保证能够创新,但同时不能让创新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,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责任归结到个人。
“技术的背后是有人在控制的。这个人应该时刻保证工具或创新在危险可控的范围内。同时,社会也要进行集体的监督,发布某个产品或技术,要能够召回、撤销。在创新和监管之间,当然是需要平衡的,但归根结底,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。”他指出。
瑞莱智慧RealAI公司联合创始人、首席执行官田天补充道,在技术可解释性方面,需要去进行技术发展与相应应用场景的深度结合。大家需要一个更加可解释的AI模型,或者更加可解释的AI应用。
“但我们真正想落地的时候,会发现每个人想要的可解释性完全不一样。比如:模型层面的可解释,可能从研发人员角度觉得已经很好了,但是从用户的角度是看不懂的,这需要一些案例级的解释,甚至通过替代模型等方式进行解释。因此,在不同领域,需要不同的可解释能力,以及不同的可解释级别,这样才能让技术在应用场景发挥最好的作用。”他说。
将伦理准则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与系统研发设计中,现在是不是时候?
高文认为,人工智能软件、系统应该有召回的功能。如果社会或伦理委员会发现这样做不对,可能带来危害,要么召回,要么撤销。
高文说,应用的开发者,系统提交或者最终用户让他去调整的时候,他应该有责任。如果开发者发现已经踩线了,应该给他一个保护机制,他可以拒绝后面的支持和维护,甚至可以起诉。“不能只说哪一方不行,光说是开发者的责任,他可能觉得冤枉,因为他只提供工具,但有时候是有责任的,只是说责任怎么界定。”
“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,一方面要建立一些红线。”田天建议,比如,对于人工智能的直接滥用,造假、个人隐私泄露,甚至关联到国家安全、生命安全的,这些领域一定要建立相关红线,相应的惩罚规定一定要非常清晰,这是保证人工智能不触犯人类利益的基本保障。
“在这个基础上,对于处于模糊地带的,希望能留有更多空间。不光是从限制角度,也可以从鼓励更加重视伦理的角度,促进合规地发展。”田天称。
2022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,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(I-AIIG)承办,中国新闻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,联合国开发计划署(UNDP)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等国际组织、国内外学术机构支持。(中新财经)
东西问·速读丨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:美企仍看重中国市场****** 中新社北京1月19日电 (记者 彭大伟 李金磊)全球疫情、地缘竞争,再叠加仍未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战,在此背景下,中国市场是否仍具吸引力? “在过去,抨击中国通常是在政治竞选的时候,但现在抨击中国已经成为‘家常便饭’了,这对双边商业关系不利。但对于美国公司来说,它们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。”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近日在中新社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栏目中说。 郑艺指出,美国政策制定者要求美国公司“重新靠岸”或“近岸”。“重新靠岸”就是将公司带回美国;“近岸”就是将公司转移到离美国更近一些的地方。讽刺的是,如今“全球化”一词(在华盛顿)已经不是个好词了。 资料图:美国客户参观“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”。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“美国有种共识,就是中国应当被当作战略竞争者。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将围绕着这一点来制定。在过去,抨击中国通常是在政治竞选的时候,但现在抨击中国已经成为‘家常便饭’了,这对双边商业关系不利。”郑艺说。 在他看来,商业互动交流对两国都有好处。但美国正在实施保护性很强的政策,所以需要一段时间,事情才会明朗起来。“中国公司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,但我们倾向于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,发展中国市场,并且乐于看到中国公司在美国做得很好。” 郑艺认为,两国在经济上非常一体化,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领域。保持这些强大的商业关系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。希望这种商业关系成为两国向前发展的“护栏”。 在他看来,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,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。因此,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在未来很多年里仍会是世界工厂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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